因此，不可剥夺不等于不可放弃，所以不可放弃的权利仍然是可剥夺的。

[34]疾控机构应与行政机关保持一臂之隔（keep arms length），疾控机构在认定科学事实、提供公共信息、进行数据分析时，如受到行政机关的指令、影响、训导乃至禁止时，则有可能让行政权威扭曲了事实认定的真实性，影响了科学判断的准确性。[29] 参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5条、第107条。

[4] 王康久主编：《北京卫生大事记：远古-1948》，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620页。（3）疾控机构未主动收集传染病疫情信息，或者对传染病疫情信息和疫情报告未及时进行分析、调查、核实。在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传染病防治法》中，提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42次，规定各级疾控机构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地位与职责，规定疾控机构有权采取预防控制措施，规定了疾控机构在疫情信息报告、收集、分析、调查、核实中的角色，并为疾控机构设定了法律责任。第三，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实施重大传染病防治项目给予补助。[6]1953年1月，政务院第167次政务会议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

[43] 本文是一项行政组织法的初步研究，是对一类具有较强专业性、技术性公共组织的个案研究。三、行政机关与疾控机构间关系的重构 尽管相对一般行政机关而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工作，但可将疾控机构归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界定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从事传染病等疾病预防控制活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一般的情形是，国家反而要在保护生命免受他人侵害中实现社会管理的责任并以此保持自己的权威。

被假定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立宪者，不可能对日常民事争议的各项实体性价值了然于胸，因此其对私法关系中的价值争议是中立的，只能委诸立法机关根据特定情势、依多数决规则来审议确认。这就是源于德国、影响深远的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学说。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效力，仅针对与其有共同约束对象的法，而非所有的部门法。在民事关系中，宪法不具有最高性，也不必是民法价值的渊源。

如前所述，在我国民法典有关人格权编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人格权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总之，在不存在政府压制的场合，就不存在宪法权利。

例如器官捐献、人体试验等问题，可想而知会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相关领域的侵害风险种类、强度的变化会引发规范方式的变化。个中原因在于，国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格实体，其公共性和工具性不允许歧视个人。3.宪法规范自身具有概括、抽象、无具体规范性的特征，需要普通法律予以具体化。宪法的功能聚焦于规范国家机关的组成、任期、职权、相互关系等结构性内容，它是基于国家权力被滥用的痛苦经验而人为进行的理性设计，其塑造政治领域的公共价值，对于私法关系中的价值总体上是中立的。

这正像萨托利所说的：没有权利法案的宪法还是宪法，没有结构性条款的宪法就不再是宪法。如果两类权利规范的对象、强度、内容、目的不同，谈论宪法与民法的法律效力之别是没有意义的，宪法权利也难以给人格权的民事立法提供规范性指示。[29]在这里，私法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也不是宪法上言论自由的民法表现。但是，民法的这种公共价值总体上是间接的。

五、关于人格权立法 宪法虽高高在上，但并不所向披靡。最后，如果宪法不存在相关规范，那么所要求诸的宪法的精神就可能变成能够容纳对立解释的空洞之物。

[38]沈云樵：《质疑人格权法定》，《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6期。[15]Laura Valentini,In What Sense are Human Rights Political?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Political Studies, Volume 60, Isseul, March 2012, pp.180-94. [16]这个假想的例子参见Ashutosh Bhagwat, The Myth of Right: The Purpose and Limit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p.4。

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三个理由：1．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因而能够约束所有的部门法。[27]宪法中宣告的人格尊严旨在防御国家的侵害，很难想象立宪者会对私人之间的人格利益给予关注。承认人格利益会受到侵害，人格权法定化就是必要的。[22]Laura Valentini,"In What Sense Are Human Rights Political?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Political Studies, Volume 60, Issue 1, 9 Nov. 2011. [2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80页。宪法在法律位阶中的最高效力，仅限于与其有共同调整对象的法律，而非针对所有的部门法，尽管部门法的立法权渊源是宪法。基于这一理由，两种权利对个人品格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享有宪法权利并不以个人品格良好为条件，因为宪法的目的指向规范国家而不是训诫个人，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也是从政治意义而非哲学意义上来理解的，它是防护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

民事权利则是后于政府的，其体现社会中多数人的价值共识。[24] 也正因此，许多民事权利并没有宪法渊源。

以人格权立法为例，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中规定的人格权是一种抽象权利、一种宣示性的权利，它通常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抽象性。在宪法中，由于规范国家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且宪法的组织性条款会做出严密规范，而基本权利只是限制国家权力边界的辅助方式，相比而言并非不可或缺。

可以说，民事关系中解决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的一个方式是把它们去权利化，它们唯一的权利属性是诉讼意义上，即有机会启动司法保护程序。[9]第三，宪法中直接设定私人间的权利和义务。

总之，为解决具体的私法争议而求诸宪法，以解释出某种特定立场的努力，不但是徒劳的，而且可能?越立法权力，削弱政治过程的活力，并贬低司法过程的价值。[6]笔者将阐明宪法与民法的价值为何相当不同，并不存在一方统率另一方的问题。首先，如果宪法权利规范相当模糊，它就因为缺乏规范性而没有可司法性。[4]于飞：《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分及宪法对民法的影响》，《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

借用一个假设的情形：政府要关闭某个公园，理由是需要对之重新维护，一个人就不能因为他恰好每周都要在公园演讲而声称言论自由受到了侵害，关闭公园不会产生宪法问题，尽管他的言论自由确实受到了限制。在没有宪法之前，私法本身就是宪法，在有宪法以后，私法的基本观念、基本精神和基本制度成了宪法的基础和原型，并通过宪法这种根本法的形式得到了升华而被贯彻到其他一切部门法中了。

本文拟从调整对象、规范强度、权利内容、权利目的这四个最具规范性的方面，探究两者的不同，以使民事权利与宪法权利的边界变得清晰。例如自由和平等这两项价值，其在宪法上有特殊的含义，它们是用来约束国家的，不能平移?来约束私人，自由和平等在私法关系中另有其义。

宪法权利也以改善公共权力的品质为依归。规定及契约之足以限制或妨碍此项自由者均属违法。

[42]叶海波：《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法学家》2013年第5期。民法规范本现的具体价值，则是市民社会自身的产物。厘清两类权利的边界，也有助于理解我国当前民法典人格权编存在的若干问题。例如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29]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法院是把名誉权和言论作为两种法益来对待的，这意味着发生争议时要做利益衡量，而不是确定哪一个具有优先性。[9]《魏玛宪法》第118条规定：德国人民在法律限制内有用言语、文字、印刷、图书或其他方法自由发表其意见之权，并不得因劳动或雇佣关系剥夺其此种权利第159条规定：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之结社自由，无论何人及何种职业均应予以保障。

[26]早期的宪法没有关于生命权的直接规定。[17]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376 U.S.254(1964). [18]See Greg Taylor."Why the Common law should be only Indirectly Affected by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 Comment on Stone',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December,2002，p．19． [19]See Hans Nieuwenhuis, "Fundamental Rights Talk, an Enrichment of Legal Discourse in Private Law?",in Tom Barkhuysen and Siewert Lindenbergh(ed.), 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Private Law,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pp.3-4. [20]徐继强：《宪法权利规范的结构及其推理方式》，《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

[35]我们注意到，有些国家甚至要求把投票当成享有公民福利的一个条件来对待，例如澳大利亚、哥伦比亚等国，认为投票不仅属于一项宪法权利，更是公民的政治义务，它不只为了表达个人私利，而且在于促进形成公共见解。宪法权利之作为权利，是?种对公共权威做出某种行为时所依凭的理由的限制。